伊利诺伊州长普利兹克谈AI，或助人类活到百岁，亦可能如核武器般带来灭绝风险

伊利诺伊州州长JB Pritzker近日在播客节目《Decoder》中就人工智能的双重性发表深度看法。他并未停留在技术应用层面，而是将AI置于文明存续的宏观框架下审视——一方面，AI有望推动医学革命，使人类普遍活到100岁；另一方面，若失控滥用，其潜在危害堪比核武器，甚至可能引发文明终结级别的危机。

Pritzker强调，这类问题本质上属于“集体行动难题”，无法依赖个体、企业或单一州政府解决，必须由国家乃至国际层面协同治理。“我们不能一个接一个地处理这些问题，也不能一个州一个州地应对，”他在访谈中表示。这一立场反映出当前全球政策界对AI监管日益增强的共识：技术发展速度已远超制度响应能力，亟需前瞻性制度设计。

该观点并非孤立声音。2024年10月，由35位全球公共卫生与安全领域专家组成的《柳叶刀》委员会在柏林世界保健峰会上发布报告，明确将“AI的恶意使用”与“核战争引发的全球饥荒”列为未来75年内可能导致人类灭绝的两类高危风险。报告指出，尽管二者发生概率较低，但一旦触发，后果具有不可逆性与全局性。

具体而言，核战争可能通过“核冬天”机制摧毁农业系统：大规模爆炸将烟尘注入平流层，遮蔽阳光数月乃至数年，导致全球作物绝收与连锁性饥荒。而AI则可能加速新型生物武器的研发——例如，通过生成式模型快速设计高致病性病原体，或利用自动化系统绕过传统生物安全审查流程。报告警示，这两类威胁“等同于人类的终结”。

值得注意的是，此类风险评估正从学术推演走向政策议程。美国AI研究机构Anthropic前研究员Jacob Coxon曾公开警告，若不加约束，AI可能在2030年前导致人类灭绝。新加坡人工智能国际研究院（AIII）院长翁家良博士对此持审慎认同态度。他指出，AI具备四大特性使其风险难以预测：极强的学习能力、无需休眠的持续运行、算力驱动的性能指数增长，以及多智能体间的知识快速共享机制。

“当AI智能超越人类后，它能做我们想象不到的事，”翁家良比喻道，“就像你不知道每天放任孩子自由玩耍，他未来会变成什么样。”他强调，即便风险概率仅为1%，也必须提前防范——这与交通安全中对极小事故概率采取强制防护措施的逻辑一致。

在治理路径上，专家呼吁分层应对。首先，应优先保护儿童、老年人等易受AI影响的脆弱群体，通过立法确保其数据权益与算法决策透明度；其次，需建立跨国共识，禁止将AI部署于自主化武器系统，尤其防止其与核指挥链结合。“全球各国必须达成协议，不在原子弹或生化武器上应用AI，否则将带来毁灭性灾难，”翁家良明确指出。

与此同时，AI的积极潜力同样不容忽视。Pritzker提到，AI正在重构医疗诊断、药物研发与个性化健康管理的范式。例如，深度学习模型已能在影像识别中超越资深放射科医生；AlphaFold系列工具大幅缩短蛋白质结构预测周期，为新药开发提供关键支撑。若辅以严格伦理框架与公共监督，这些技术有望显著延长健康寿命（Healthspan），而非仅延长生理寿命。

《柳叶刀》报告用“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量化了不同干预路径的健康收益：若全球升温控制在约1.8°C而非4.4°C，到2100年可挽救18.9亿年健康生活时间；反之，若国际援助体系崩溃，同一时期或将损失高达15亿DALY，其中近70%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AI在此背景下，既是风险放大器，也是解决方案提供者——例如通过气候建模优化减排路径，或利用大数据预警粮食危机。

技术哲学层面，翁家良等人倡导“人本人工智能”（AI for Humanity）理念，主张技术发展的终极目标不是机器更强，而是“让人始终处于主导位置”。其2024年出版的同名著作强调，在技术、商业化与治理三者间寻求平衡，是避免AI滑向失控的关键。该理念已在新加坡第二届AICon论坛落地实践：论坛不仅向公众开放，还要求参与者提交具体行动方案，而非止步于讨论。

现实挑战在于，当前监管仍显滞后。美国尚未出台联邦级AI法案，欧盟《人工智能法案》虽已生效，但对通用大模型的高风险分类仍存争议；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侧重内容安全，对生存级风险覆盖有限。Pritzker在访谈中隐含批评了碎片化治理模式：“我们不能指望每个州自己制定AI规则，就像不能让每个州独自应对气候变化。”

值得玩味的是，Pritzker作为民主党籍州长，在中期选举前夕谈及AI，实则将技术议题政治化：他试图将“负责任创新”塑造为进步派的核心议程，与共和党部分人士主张的“放任发展”形成对比。这种政治光谱的重绘，恰印证了早期观察者的判断——AI、隐私与数据治理正驱动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重组”。

回看历史，核威慑理论曾依靠“相互确保摧毁”（MAD）维持冷战稳定；而AI时代尚无同等有效的威慑机制。翁家良提醒，人类对AI的掌控力取决于三个变量：是否建立全球监测网络、能否实现关键模型的“可解释性”突破、以及是否将伦理嵌入技术开发全流程。这些都不是纯技术问题，而是涉及教育、法律与国际关系的系统工程。

目前，联合国已启动“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但实质性约束机制仍处空白。Pritzker的警示因此更具现实紧迫性：当AI能力以指数级增长时，制度反应却呈线性甚至滞后状态。若不能在未来5–10年内构建起有效的全球治理锚点，人类或将面临“技术奇点”与“文明断点”同步逼近的险境。

最终，问题不在于AI是否会改变人类命运，而在于我们选择如何定义“改变”的方向。正如《柳叶刀》委员会所言，报告目的并非制造恐慌，而是为政策制定者标出必须介入的关键节点——在风险尚未具象化之前，预留应对窗口期。这或许正是Pritzker反复强调“政府必须行动”的深层意图：技术中立只是幻觉，价值选择早已内嵌于每一行代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