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L总裁富凯直言,切断光刻机售后难阻中国造芯,服务断供反促技术自主
ASML CEO克里斯托夫·富凯在Semafor活动中明确反对美荷扩大对华光刻设备管制,指出切断DUV光刻机维护服务不仅无法使中国晶圆厂停摆,反而将加速其技术脱钩与自主迭代;他强调“服务即控制”的产业...
荷兰光刻设备巨头阿斯麦(ASML)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夫·富凯(Christophe Fouquet)近日在美国媒体Semafor举办的高端对话中,就对华出口管制问题发出明确警示:即便切断光刻机售后维护服务,中国晶圆厂仍能持续运转,而ASML自身将失去对已售设备的控制权与商业利益。
这一表态背景是美国正推动《硬件技术控制多边协同法案》(MATCH法案),拟将管制范围从极紫外(EUV)光刻机延伸至浸润式深紫外(DUV)光刻机及其配套维护服务。尽管自2019年起,ASML已无法向中国出口EUV设备,且部分先进DUV设备亦受严格监管,但当前存量设备的运维服务仍是其在华业务的重要支柱。
富凯将出口管制比作“把人放进沙漠”:若切断食物供给,对方为求生存必会加速开垦自己的菜园。在他看来,极端封锁非但不能遏制中国半导体制造能力,反而会彻底摧毁中国企业对原厂技术路线的依赖,迫使其转向全栈自主研发路径。
“服务即控制”:光刻机的长期价值在于运维生态
光刻机并非一次性交付的工业品,其全生命周期高度依赖原厂的软件更新、校准服务、备件供应与故障诊断支持。ASML通过持续的服务介入,不仅能确保设备稳定运行,更可掌握产线工艺参数、良率数据与技术演进节奏——这种“软性控制”构成了其核心护城河。
富凯明确指出:“如果我们停止服务,马上就会有其他品牌的团队接手。”他强调,这并非理论推测,而是已有先例:当某些厂商因政策或商业原因退出后,第三方服务商迅速填补空缺,设备仍在客户工厂中正常运转。
事实上,DUV光刻机领域并非ASML独家垄断。日本尼康(Nikon)、佳能(Canon)以及中国本土企业如上海微电子(SMEE)均具备维修甚至整机再造能力。尤其在二手设备翻新与零部件国产化替代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切断原厂服务反而为竞争对手创造了切入窗口。
据行业数据,中国市场曾贡献ASML全球营收的41%,其中装机后的售后服务是利润最稳定、增长最快的板块。在尼康等对手积极向中国客户示好、抢夺维保与翻新市场的当下,主动放弃服务权无异于将高毛利业务拱手让人。
政策失衡:管制工具已趋饱和,加码恐适得其反
富凯进一步质疑当前管制机制的合理性。他指出,目前大量法规已覆盖技术出口全流程,甚至部分技术成熟度达10–12年的设备仍被严控,连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曾公开表示“现有机制基本已足够”。过度扩张管制边界,既缺乏战略必要性,也可能损害盟友间互信。
他主张,出口管制应是一场“着眼长远的战略讨论”,而非应对短期政治压力的权宜之计。真正的技术主权来自持续创新,而非简单限制他人使用现有技术。“如果彻底不提供,就会让很多人感到失望,进而促使他们不再依赖你的技术,而是转而加快自身技术研发。”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雅各布·赫尔伯格(Jacob Helberg)在同一场合也承认:技术创新与市场应用之间存在取舍。美国不能只追求“最先进的芯片”,却忽视“谁在用这些芯片”。他坦言,“拥有极其先进却无人使用的创新技术”,无助于实现国家竞争力目标。
赫尔伯格还以AI产业为例说明多层次竞争逻辑:放宽AI芯片出口可能助益他国大模型研发,从而削弱美国在算法层的主导地位——这正是部分政界人士主张强化管制的动因。但他同时强调,OpenAI的成功并非复制谷歌路径,而是通过原创范式实现突破,印证了“创新源于自主探索”的逻辑。
现实影响:中国产线正从“依赖运维”转向“自主可控”
近年来,中国晶圆厂已在多个环节构建替代能力。例如,中芯国际、华虹集团等头部代工厂已建立内部光刻工艺工程团队,联合国内高校与设备厂商开展DUV关键子系统(如光源、物镜、对准模块)的逆向解析与国产化验证;部分企业甚至开始尝试基于二手ASML设备平台进行定制化改造,以适配本土材料与工艺流程。
与此同时,第三方技术服务公司快速崛起。据《中国半导体设备白皮书(2025)》披露,2024年中国光刻设备维保市场规模同比增长63%,其中非原厂服务商份额升至38%,较2021年提升近20个百分点。这些机构普遍采用“模块化替换+远程诊断+本地工程师驻场”模式,有效保障产线连续性。
更深层的变化在于技术认知的转变:过去十年,中国厂商视ASML设备为“黑箱”,仅关注工艺输出结果;如今则转向理解设备底层逻辑,试图掌握从光学设计到控制算法的完整知识链。这种从“操作者”向“解构者”身份的迁移,正是富凯所担忧的“技术脱钩”实质。
结语
富凯的发言揭示了一个被忽视的现实:在半导体设备领域,控制力早已从“硬件所有权”转向“服务主导权”。切断售后看似强化制裁效力,实则加速对手构建独立生态。对于ASML而言,维持与中国客户的长期合作关系,远比短期服从政治指令更具商业理性;而对于中国产业界,外部压力正倒逼其完成从“能用”到“会改”再到“可造”的跃迁。这场博弈的终点,或将不再是某台设备能否进口,而是整个制造体系是否真正具备韧性与自主演化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