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科技大学团队联合多国研究验证新肥胖标准，临床前与临床肥胖风险差异显著

北京时间2026年11月12日凌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Nature）在线发表一项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潘安教授领衔的跨国研究。该研究整合中国、英国、美国与西班牙四大队列、总计超过84万名参与者的长期随访数据，首次大规模验证了《柳叶刀》临床肥胖诊断标准委员会提出的新框架——肥胖不应再以BMI（体重指数）单一指标判定，而需结合体脂分布与器官功能状态，划分为“临床前肥胖”与“临床肥胖”两个阶段。

长期以来，BMI（体重除以身高平方）因其计算简便被全球广泛用于肥胖筛查。但其固有局限日益凸显：它无法区分体重增加源于肌肉还是脂肪，更不能反映脂肪是否已沉积于内脏、影响胰岛素敏感性或心脏负荷。潘安团队分析显示，在四个独立队列中，若仅依赖BMI，5.2%–8.6%的个体实际体脂超标却被漏诊（低估），另有1.2%–3.1%则因肌肉量高而被误判为肥胖（高估）。这一偏差在亚洲人群中尤为突出——部分BMI处于25–28区间（传统定义为“超重”）的个体，腰围或腰围身高比已达到肥胖阈值，体脂率亦显著升高。

新框架的核心在于分层诊断：第一步，通过BMI≥24（亚洲标准）、腰围升高（男性≥90 cm，女性≥85 cm）或腰围身高比（WHtR）>0.5等至少两项指标，确认是否存在“体脂过多”；第二步，评估是否出现归因于肥胖的器官功能受损（如脂肪肝、高血压、胰岛素抵抗）或身体活动受限（如步行困难、爬楼气促）。满足第一步但未达第二步者，定义为“临床前肥胖”；两者均满足，则为“临床肥胖”。

研究结果揭示了两类人群的关键差异。在所有被判定为体脂过多的参与者中，仅有22.7%–31.3%进入临床肥胖阶段；其余约七成仍处于临床前状态。风险层面，与健康参照组相比，临床前肥胖者的全因死亡相对风险上升19%，而临床肥胖者则飙升至69%——需强调的是，这是相对风险增幅，并非绝对死亡率。更重要的是，长达10年以上的追踪数据显示，77%–91%的临床前肥胖者并未进展为临床肥胖，表明疾病进程具有可逆性窗口期。

这一发现对公共卫生实践具有直接指导意义。当前，GLP-1受体激动剂等新型减重药物在全球快速普及，但资源有限，亟需精准识别高风险人群。若继续沿用BMI“一刀切”策略，可能将大量低风险的临床前肥胖者纳入高强度干预，造成医疗资源错配；反之，也可能遗漏真正存在器官损伤隐患的个体。潘安指出：“诊断的目的不是贴标签，而是指导行动。明确谁处于‘临界点’、谁已‘越过红线’，才能让预防、监测与治疗有的放矢。”

该研究也推动了中国在肥胖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提升。作为《柳叶刀》肥胖委员会中唯一的中国代表，潘安团队牵头组建“中国肥胖定义与评估联盟”（CODE），旨在建立适配东亚人群体质特征的本地化评估体系。例如，亚洲人较同等BMI的欧美人群更易出现中心性肥胖与代谢异常，因此腰围与WHtR的阈值需下调。未来，类似研究有望推动各国修订本国指南——世界卫生组织（WHO）已在2025年启动新一轮肥胖定义审查，此次《自然》成果将成为关键证据。

从个体健康管理角度，新框架意味着公众应转变观念：体重秤数字不再是唯一标尺。一位BMI为26、腰围82 cm、肝功能与血糖正常的35岁上班族，属于临床前肥胖，风险可控，重点在于维持现有状态并改善生活方式；而另一位BMI为28、腰围96 cm、已确诊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的50岁患者，则属临床肥胖，需临床干预以防止心肾并发症。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并未否定BMI的价值，而是将其定位为初筛工具。后续需结合 waist circumference、体脂率（如生物电阻抗法）、肝脏弹性成像或HOMA-IR等指标进行分层。部分发达国家已试点“肥胖分期门诊”，由营养师、内分泌科与运动康复师协同评估，这或将成为未来慢病管理的标准化路径。

随着全球肥胖率持续攀升（据WHO统计，2025年全球成人肥胖率达13%），精准分型不仅是学术进步，更是应对慢性病负担的现实需求。潘安团队强调，这项工作并非终结讨论，而是开启更精细化的流行病学与临床研究——下一步，他们将聚焦基因-环境交互作用，探索哪些临床前肥胖者更易进展为临床阶段，从而实现真正的“预测性预防”。

在减重焦虑弥漫的当下，科学正试图拨开迷雾：肥胖不是非黑即白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光谱。识别所处位置，比盲目追求数字下降更为重要。